追思生春教授 - 刘笑敢教授

日前惊闻周生春兄病逝，颇感突然，事先对兄得病之事全然无知，说哀痛，说惋惜，都远远无法形容一时之间的骤然伤感，当时就觉得该为生春兄做点什么，但又不知如何做。

本想为他写点东西，聊叙哀思之情，无奈早已应承的三天连续演讲迫在眉睫，必须赶快做好演讲的投影片PPT。本人几十年难改的习性，即使是再熟悉的题目，对演讲的投影片也要反复检查修改到最后一刻。想来生春兄对于传道授业的一贯热忱和执着，对我的习性也会理解体谅。

我与生春兄缘起于北大。大约1984年前后，我多在家中写博士论文。有一天我回北大宿舍，发现一个面容和善文静的陌生人坐在床边，桌前。见我进来，就主动说，学校将他分配到我们宿舍，因为我们这里有空床位。他就是生春兄。聊天时得知他是历史系邓广铭先生的博士生，正在写有关宋代南方围湖造田的博士论文，但是对围湖造田的评价问题与导师有些意见分歧，修改有些困难。我当时常在家中工作，所以二人见面聊天不多。但北大情怀和北大人的追求似乎天然地要将我们重新连在一起。

他离开北大后，大家各忙各的，北大同门都难得相遇。90年代初期，有一个台湾学者组织的关于孙中山的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我受邀从新加坡过来参会。会议期间我去逛书店，在古籍书店看到有人在翻看一本很冷门的古书，我好奇杭州这种地方谁会对这种书有兴趣？我不由得抬头看那位读者，竟是生春兄。岂非天意，我们终于恢复了联系，以后在哈佛等地也有偶然相遇的巧合。

后来生春兄在浙大创办了文化中国特殊人才培养的项目，他邀我讲课，于是来往渐多。生春的文化中国的概念来自于杜维明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国的概念，他认识到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成功地将这一概念落实于生活实践之中，扎根于高等教育的土壤中。这就是浙江大学的文化中国人才培养计划。这时我才发现生春兄不仅可以作学问，还颇有作实事的才干。他的工作不仅得到杜先生和浙大校方的支持，也得到了海外商界的资助。此外，我发现他的领导艺术颇有道家风范，放手让学生去做，给学生实干锻炼的机会。从招生到外访，大部分工作都能由学生自己安排。我钦佩他的眼光、追求和理念，也非常欣赏他的组织才能和实施能力。相信文化中国的学员都会赞成我的印象和评价。

文化中国每年在各地及国外邀请知名学者前来授课，也分批派送学子出外访问。我本人有幸受邀每年到浙大讲课，我的家也成为他们在香港的一个访问点。疫情前，连续数年春节期间，我们都有幸在家里接待这些可爱的年轻学子。来的学生所修专业文理工各科都有，我太太也是理工科教授，很自然地参与招待和聚谈。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畅谈甚欢。我和太太都觉得，与我们各自指导的学生相比，他们在求知欲和思考境界上的确有与众不同的一面。

我和太太都认为，学者的本分除了研究学问以外，还应该还承担着传道育人的职责。眼见如今社会商业气息渐浓，如何能让人文教育在新时代走出一条新路，为百年树人做些新的探索？ 或许生春兄在浙大主导的这个项目能够提供一些启示和经验。这背后有他多年的心血，热诚，执着，追求，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份对国族及天下责任的担当呢？

多年来我们延续着君子之交的清澄，也因身居异地甚少谋面，很少有机会私下交往，以至于想对生春家人表示一点哀思时，也摸不到门径。听到噩耗时，第一反应是“若早点知晓，或许能为他做点什么，哪怕是送上一句病中的问候呢？”然而细细想来，这或许正是逝者所愿，不想让太多人为自己担忧，不想徒增朋友的精神压力。然而这却造成了我内心深深的遗憾和愧疚，难以释怀。生春兄已然仙逝，我还在作自认为有意义的事。但愿天界人间可以心神相通，灵魂相交 ……

（刘笑敢教授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起担任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