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生春老师 - 邓菲

202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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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依然不能接受周老师已经离去的事实。

六年前是2016年,当时我刚刚大二,作为文化中国第八期学生参加了第一次班会,见到了周老师。然而,也是昨天,我们才刚刚从淳映学姐的文章里得知,六年前周老师刚确诊了癌症。想起那一年的访港访澳,也是周老师第一次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同去。周老师一直精神矍铄,走路步伐比年轻人都快,言谈爽朗,思路清晰,我们这么多学生,竟然都没有察觉到老师的病情。记得从前在玉泉灵峰山庄和被邀教授们吃饭,周老师总是吃得少,讲得多。几年前的一次年会上,周老师讲话期间总是会吸鼻子,不知道是否也是年深日久的身体问题。

我是如此地想念您。

在大三惠海鸣老师的讲座上,谈及周老师这位与他在大学起就是挚友的人,惠老师对我们感慨:你们周老师,真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这样一位好人,我们却只能在蛛丝马迹中拼凑他的人生故事。他很少与我们讲起坎坷的童年与少年记忆,也很少在别人面前倾吐心事,更不向他人炫耀自己的过往成绩。然而恩师之为人,学术,我们有目共睹。

周生春老师,江苏苏州人。1947年生,享年75岁。少年坎坷,历经战乱,文革,失怙失恃,却饱读诗书,勉励进取。1966年高中毕业于江苏师院附中,1978-1981年期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83-1986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宋史泰斗邓广铭。1999年,周老师获“包氏奖学金”,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当时,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正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在杜先生的儒学三期论中,他认为在如今儒家第三期的发展首要任务是哲学的重建,并引入国际视野,将儒学搁置于整个东亚文化内涵中,从世界主义出发,探讨儒学的发展。

于是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继承道统”的庞大使命相关。它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乌托邦的概念。而我们的老师们虽分散于全球,若是梳理根系,却都绕不开这四个字:文化中国。

2008年,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那一年,浙江大学“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正式启动,由周生春教授担任负责人。关于文中的理念,自始至终,都未曾变过:

培养认同中华文化之精神,具有全球视野的未来社会各界领袖人才。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我们当时乃至今日,其实都未曾像那一代人一样,理解过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以及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如何蓬勃,张扬,明亮的新世界。

记得文化中国所参与的儒商论坛年会上,年届九十的新加坡企业家,祖籍山东的曾子后裔曾繁如先生,在发言期间,讲到如今世界和平,国家发展,正是我们大展宏图的时机,数度哽咽垂泪。会后,我曾经问周老师,曾先生为什么流泪。周老师用他那标志性的笑容看着我,问我,你猜一猜,他为什么落泪。

现在,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我们再次与经济危机,时局动荡,气候变化与全球疫情狭路相逢,也长到了需要担当大任的时刻,我似乎理解了当年未曾理解的,那一代人的心情。

今天想起,与周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文化中国八期的最后一轮面。当时21岁的我是怀着孤注一掷的心情面试文中。从高三自主招生之前在知乎寻找关于浙大介绍的帖子时期开始,我就知道了文化中国,那时候的文化中国理念介绍完全戳中了一个自傲孤独且敏感的高中生对于大学的所有想象。大一入学之后,第一次参与校内社团与组织秋招时,我在丹青学园门前找到了文化中国的摊位。那张印着青花瓷花纹的招生简介,现在依然被我保存在家中。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送走了其中几位恩师。

第一次见周老师的场景,回想起来依然如同昨日。大学已过两年,第一次,在几位年岁已高的教授面前,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畅所欲言。因为我打心底里知道,我们是同道中人,我们是一路人。他们询问我的理想,我的志向,认真倾听我对世界的看法,赞赏我那当时还十分微薄的学识。后来,我被选中成为第八期的成员,那一刻是我入学两年以来最为快乐的时刻。因为我知道我这一次的被肯定,是对我本质上的肯定,区别于一切的荣誉与奖章。

周老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担任文化中国负责人十四载,学生四百余,他对所有人都关怀备至,甚至比我们自己都了解自己。2017年,周老师与我们一同访美,事必躬亲,一一询问细节。也有洒洒然的风度,逛博物馆,溜大街,讲起当年在哈佛的生活眼里有光,依然是风度翩翩美少年。

周老师从未老去,甚至比我们更像少年。

他时常鼓励我们,要敢想,立志要高远,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大事。每一期文化中国学员都会上周老师的《中国政治史》。讲起《通鉴》与《四书》,周老师可以大段背诵。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屡次强调,中华文化的百年来历经磨难,但始终有人存亡继绝,故而生生不息。

存亡继绝,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故而天下之民归心。讲到这些时,周老师眼里分明是少年人的光彩。

他也激烈批判社会之怪象,乱象。极力鼓励我们走出去,开眼看世界,在了解世界之后,再以此为锚点,反身观想,确定内心真正的目标。他经历过忍饥挨饿艰难求学的岁月,深知固步自封的危害。他也有力不从心之际,如今之时局,于他来说,是大厦将倾,还是曙光屡照,我也再没有机会追问。

但我知道他的回答,他会告诉我,你要自己去看,去想。你要敢做,只要是你觉得对的,就去试一试。不要怕犯错误,如果文中的学生都不行,那没有人可以。要求同存异,让认可你理念的人与你一起做事。

202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是在玉泉熟悉的教学楼。彼时疫情管制,历经一番折腾才见到了老师。那时他鼓励我的决定,认可我对于目前国内文化氛围的看法,但也依然没有放弃对于启蒙公众的希望。我知道老师,正如老师知道我。

如今他确确实实地是离开了我们,但经由他的逝去,却又一次给予我们的思想以震动。他所坚持的道,所秉持的育人理念,所热爱的事业,所牵挂的亲人,我们都会牢记于心,时刻感怀,时刻记起。

斯人已逝,但其事业长存,历经百年而不衰,终将彪炳史册。


文化中国第八期

邓菲

2022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