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生春先生的二三事：纪念恩师周生春先生逝世一周年 - 张燕飞

七月五日，接到灵燕的通知，李明友老师去世了。

八日下午，赶去殡仪馆送李老师最后一程。

蝉鸣聒噪，暑气蒸腾，酷烈的日光也抵不过，心中缓缓流淌的微凉的哀伤。

一瞬间的恍惚，时间重回去年的七月。

也是这样的酷暑午后，同样的地方，灵车车门缓缓开启，抬下来的人盖着厚厚的锦被，已被病魔折磨得过分清癯的脸颊上，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霜。如果不是病榻前见过最后一面，甚至认不出，这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周生春先生，那个永远风度翩翩，仪容整肃，温文尔雅，彷如出尘的智者。

一时间，不知是霜还是泪，模糊了他的脸庞，与无数次他微笑思考，或严肃或随意的脸庞重叠，最后定格成永远，一如初见时温暖和煦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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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是文化中国人才计划的面试，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周老师。问了什么问题，现在已经想不起了，只记得面试官有两位，面对侃侃而谈的余潇枫老师和其他几位表现优秀的同学，我紧张极了，感觉没发挥好。出了面试场，又折回去推开门，两位老师还未离开，我鼓起勇气问：“老师，刚刚我表现不好，是不是没有机会了？”余老师只是哈哈大笑，答言的反而是面试时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另一位老师，他挑起眉毛，眼神温和，吸一吸鼻子，嘴角泛起笑意，神情介于高深莫测和无可奈何之间，问我：“哦？你怎么这么想？回去等消息吧。”

这便是周老师同我说的第一句话，他的话语和表情，瞬间安慰了我忐忑的心，同样的神情，在之后的十多年，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脸上，仿佛是宠溺，又像是敲打，总能让我在飘摇和无望的时候，找到内心的安定。

本科时期的我还处在对未来的混沌中，与周老师的接触也仅限课堂，印象中的他与其他敬佩的授业老师并无太多差别，上他的课是享受，秦汉风云，在他的讲述中，犹如带我们亲临现场，他并不重故事，而重在对不同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分析，就像是通过刘邦项羽争霸的案例，带我们看认识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板书汉宫图示，课毕图毕，从小细节到大脉络，了然于心，

尽管班长黄笑不断地怂恿我没事要多去找周老师谈话，他的指导很有帮助，出于学生时代怕老师的惯性，我一直有意无意拖延，直到2010年面临毕业的选择。

彼时的我还是一个工科学生，因为当年竺院的保研政策有重大调整，保研名额大幅缩减，大部分变成了直博，面前的路突然扑朔迷离起来，当时我的成绩并不突出，大概只够外推或直博，彼时我拿到了清华和中科院的预录取，也可以留在本系读博，但是导师的课题方向我兴趣都不是很大，苦恼于如何选择的我，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周老师办公室的门，那是我本科阶段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主动找周老师。

我向他谈起自己其实喜欢历史，很想学中国史，但因为担心找不到工作，只能当做爱好。又迷茫在不确定是否真心喜欢的情况下要不要读博士，不知道怎么选择，周老师听我絮絮叨叨半天，只说了一句：“燕飞，你要面对的问题是生活，不是生存。任何行业只要做到最好，永远不会找不到工作的。”他问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专业，几乎是当机立断的，突然抛出了一个我想都没想过的选项：“你要不要跟我读博士？”不等我反应，又接着说：“但是你不能一直在我这里，要出国去，你在国内待一年，好好准备材料，然后到美国去读博士，要在美国拿到学位。”专业的跨度，内心的纠结与恐惧，在周老师看来完全不是问题，仿佛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腾云驾雾，到达彼岸。说做就做，周老师不断和竺院以及经济学院沟通，终于顺利的帮我完成了跨专业保研，并同杜维明老师一起商议，希望促成我到哈佛大学的申请。

然而愚钝又不知珍惜的我不愿与另一半分开，因他在德国，也一心想到德国去。周老师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不赞同。他罕见的一边摇头一边叹气：“你应该到最好的地方，和最好的老师学习。德国不是学术的主流，和美国还是有差距的啦。男朋友是可以换的。”

彼时的我，年轻气盛又值热恋，怎么可能听得进这样的劝说。周老师见我执意不改，也没再多说什么，又开始积极的帮我出谋划策。他总是这样，给予指导，却不强迫，即使知道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也会尽力承托，避免这条路走得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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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大多数文化班的同学，我是更加幸运的，有缘得见周老师作为授业导师的一面。虽说周老师总说让我在他这里过渡一下，但他对我的关照与指导，却从未作暂时计，可以称得上手把手的教导。

周老师偶尔也调侃，“你是我的关门弟子啦”，倩倩师姐每每听到也跟着撇嘴，说周老师偏心，本来说自己是关门弟子了，没想到门没关严，之后还又关了一道。许是出于对“关门弟子”的偏心，亦或他一贯的认真和对学生的关怀， 有一天他叫我到跟前，说我的基础还不够，到国外去他们的学术训练与中国不同，做中国史，古文的基本功还是要扎实。因此除了恶补学校的课程和阅读他布置的书单，更着我每周的一个下午到他办公室，由他亲授版本句读要旨。现在回忆起，仍能想起玉泉经院302的许多个下午，周老师坐在成堆的书中间，或打开爱如生古籍库以案例实际教授我版本辨析，或用《越绝书》无句读的本子，一字一句的与我考校古文基本功。每每提出一个想法或问题，老师总会提到一些文献，找来翻看，总能大有帮助。他也常推荐一些大家文章，授我历史学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在我出国之前，仍谆谆嘱托，一定不可在国外荒疏古文。

开启了博士课题后，每次回国，我总要与周老师讨论想法和写作规划，碰到难点也总是第一时间与周老师请教，每每谈起论文写作，周老师总是认真严肃，思路敏捷，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逻辑的漏洞，考据的不足，史料的不扎实处，他都一一点出，我的偷懒总能在他的一瞥中无处遁行。印象最深的是他总与我强调，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必须要查，不可信口开河。史料中未记载的，不能从无，史料中有记载的，要审慎考辨。

按理说，周老师治学严谨，谈及学术让人肃然起敬，但不知为何，他总是温和的让人没有距离感。一向惧怕老师的我，在周老师面前经常口无遮拦，提一些天马行空，不学无术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闲谈南北二陈的治史异同，又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突然想到：“周老师，我觉得学历史的人，骨子里都是八卦的。”周老师诧异，眉头挑起来，吸吸鼻子，问我何出此言。听完我的解释，长篇大论的跟我解释“求真”与“八卦”的区别。讲完我没有作声，暗自后悔自己鲁莽浅薄，没想周老师突然笑了笑说：“说八卦倒也没有错”，一边说，一边微笑的摇头。

周老师就是这样，即使是批评，也是温和的。在他的教导下，我小心的隐藏起自己粗心、顽劣、懒散和懈怠的毛病，渐渐学着认真、严谨、思辨、审慎的对待学问，学着像他那样思考和写作。

比起学业上的指导，受益更多的是从老师身上看到了智者为人与处事的方法。

大四确定导师后，周老师做课题也都会让我参与，带着我们到处开会做调研。在和周老师的日常相处中，总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狡黠与智慧。

记得有一次突然周老师要去香港，采访曹氏家族企业，因为时间仓促，几乎是当天通知第二天就要走，我连港澳通行证都没来得及办，周老师说，没事，你拿着护照就行了。到了深圳，又着我在旅行社办了护照通关。我好奇的问：“周老师，这样也可以吗？这不合常规。”周老师用手指指脑袋，而后脸上露出标志性的笑容：“要动动脑筋呀！”

周老师总是这样，行动力极强，遇到困难，总是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放弃。关键是，他从不墨守成规，精熟于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能把看似没有办法的事情，峰回路转的做下去。但他又非投机取巧，自有原则与底线，他的周身，似乎总有一种正气围绕，我想那大概源于他作为学者求真求正的本心。

想起多年后，他在电话里谈起，“做事情，阻力是一定会有的啦。要看你做什么事，是不是对国家有益，是不是对长远有利，当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老天也会帮你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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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周老师一直是正道的指引，是心中莫名的约束力量。

近朱者赤，远朱者，是会变绯吗？对于我，是这样的。

很快，一年的期限到了，我如愿去了德国，离开周老师的我，仿佛失了拘束的鸟儿，很快把周老师的教诲都忘记了，因为与学校并未按原计划推出英语项目，为了完成学业我不得不学习德语，而且还得先读个硕士才可以开始博士学习。突然变缓慢的节奏，成了我懒散的借口，渐渐地，我又开始了不学无术的生活，学厨、种花、旅行、跳舞，试了个遍。

就在到德国半年多，周老师告知我他与隋老师六月底将来欧洲旅行，彼时的我刚刚通过德语C2考试，并没有开始硕士学习，只在学校各个系里到处蹭课旁听，其中一些老师讲课带着浓重的拜仁口音，也不全听得懂，对未来做什么也无甚规划，可以说碌碌无为。得知周老师要来，尤其又是先到访剑桥大学陈倩倩学姐处，再转道德国，又心虚又紧张，觉得要让他失望了，当时的自己很紧张，甚至还天天跑到我们系图书馆负一层，翻看线装书，恶补了一段时间句读基本功。也许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我尽力的做好一个城市导游，不过想来那时候的安排极不周到，只带着老师到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参观，在博物馆和城里转悠，一路讲着道听途说的德国风土人情，分享着自己对城市和大学的看法。

只因点餐的时候硬着头皮用蹩脚的德语和侍者沟通，S-bahn上，因为临时停车，广播做了一番解释，周老师问我讲了什么，我连蒙带猜的转述了内容，周老师突然说：你德语学得不错哦。不要着急，慢慢来，你没问题的。

这一慢，就蹉跎了很多年。我也并未如他所说的，没有问题。2017年起，我开始陷入家庭和情感的漩涡，因为未听周老师劝阻到德国，果然遇到了周老师此前担心的问题，论文进展也开始停滞，我比所有人的步子都慢，慢到经常怀疑自己，因此无颜与周老师联系。那段时间，突然很希望自己可以隐形。

周老师像是预知一样，隔着千里万里也能感知到，一撒手我就彻底放弃自我了，总是主动打电话关心。

无数次在图书馆、家里接到周老师的电话，我都不敢接起，是心虚，是愧疚，是害怕老师失望，也许都有吧，所以每次都静静地看着屏幕闪烁，直到震动停止，屏幕复又变黑，反复深呼吸调整，组织好语言，才按下回拨键。周老师缓慢悠长的“喂”声过后，编造着在图书馆、没听到、刚刚在忙等等借口，再赶紧把微薄的进展或是毫无进展汇报一遍，以显得不那么失败。周老师似乎并不在意，从未批评。

然而即使再怎么掩饰，我每天仍旧生活在挫败中，到2018年的夏天尤甚。彼时我怀孕回国待产，休学延期，突遇变故，财产全失，正在困顿无助之际，接到周老师的电话，我接起电话，一听到他缓缓的道出“喂”，一下子大哭起来。周老师听过我的陈述，突然又说，你考不考虑回浙大来？彼时的我，连毕业都还遥遥无期，周老师说，你这个专业不是很好找工作，如果你考虑以后留在国内，要不要试试浙大呢？

迫切的眼前的问题，似乎由于更遥远的要达成的目标一下子不再成为困扰。我想这大概就是周老师的处事哲学，用点燃希望，来浇灭失望。即使在困顿和失意中，也不要放弃目标和理想。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老师的电话总是隔段时间就如期而至，他的关心像一束光，照亮了我陷入泥沼深处的人生，在黑暗和荆棘包裹的深处，我常常像鸵鸟一样埋头在黑暗里，既希望看见光，却又畏惧那光的亮堂。

周老师似乎什么都知道，此后的很长时间，他谈的学术越来越少了，反而关心我的生活状况，像父亲一样分享生活的经验与智慧，分享自己和学生的经历，鼓励我不要畏难，传授许多做学问与写论文的心得技巧，安慰我不要因为论文而焦虑，重要的要坚持，要磨练自己的品德。几乎每次他都会提起，做学问先做人，重要的是要做有德性的人。他说，文化中国邀请的学者，要是做人和做学问都顶好的，德性不够的人，学问不学也罢。

记得2019年，周老师打电话，嘱我从南京来参加文化班的活动，我很是胆怯，很怕被问起何时毕业，很想推脱，周老师又叮嘱我一定要来。

去同陈启宗先生吃饭前，周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去玉泉的302，在周老师的座位和我的座位之间，一如既往的一摞摞书堆成小山，似乎比先前的书堆更多了些。周老师问了问我的近况，又让我不要紧张。

他说，你是我教过的学生里，最像我的。也像我的女儿。

为什么一定叫你来呢。陈启宗带了他的儿子一起来，我带着你，就像带着自己的女儿啦。

那一刻，我说不上是什么心情，是压力、感动、还有无数无数的内疚和惭愧。

周老师总是这样，似乎能一眼看穿我的不自信，永远及时的鼓励和支持。我是一个如此自由散漫、贪玩又胆小的学生，他却给予我最盲目的信任，从未责备我的拖沓懈怠。即使在我自己都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依旧相信我可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这么多年来，不论遇到什么波折，周老师听完从未责备或急躁，仿佛天大的事情，他只会短暂的沉默、思考，皱起眉头，抽抽鼻子，然后提出一个想法和建议，再加一句，“快去做！我等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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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开始后，得见周老师的机会就更少了，尤其2021年后，周老师清瘦了很多，知道他住院打电话问候要去探望，他也总是婉拒，说医院封控政策不允许探视，还安慰我们不要担心。

直到2022年六月，灵燕开始打电话问我入职申请的进度，并告知周老师情况不妙，如果第三次药物尝试失败，只能选择手术，风险很大。直到这时，我竟还心怀侥幸，认为总会好起来的。这可是周老师呀，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是难得住他的。

七月在去往北京的车上，收到灵燕的电话，说周老师情况很不好，他最挂心的就是我，即使讲不了话了，写在纸条上也在问我怎么样了，她自作主张让我去医院，也许是最后一面了。我的心瞬间沉入谷底，本要送女儿回家，嘱托了亲人护送后连夜从北京返回。

我和淳映一起到了病房。在见面之前我已经预想过无数“不好”的场景，是卧床，是带氧气面罩，是半年没有进食只靠输液的虚弱，前一晚还和沈阳商量，见到老师要怎样说才能让他更放心一些，我在心里反复演绎着见面的场景，及至到了病房，竟是失语。

床上的老人瘦到只剩骨架，指甲眼睛泛着淡淡的金色的光，无论如何也难以与印象中的老师对上号。周老师前一天刚做过血透，意识清醒一些，见到我们来，伸出枯枝一样的手，仿佛费尽全身力气做着拇指向上的手势，示意护工阿姨把床升起。

其时，他已经不能讲话，隋老师几次劝阻他不用坐起了，容易恶心。

周老师似乎很激动，拼命的想要吐字说些什么。我赶忙上去握着老师的手，恰逢医生来查房，周老师更是激动，拼命想要坐起，把我的手拉到医生面前：

“燕飞，汉学”

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四个字，异常清晰。他一定是想把我介绍给医生，一如此前的无数次，在各种场合将我们这些学生介绍给别人，末了还要加上一句：“非常非常优秀，是我们浙大最优秀的本科生。”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大颗大颗的涌出眼眶，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宽慰他，沈阳已经回到浙大了，我也很顺利，已经和学校递交申请了，会通过的，请他放心。我拉着他的手，装作底气十足的承诺着，您放心，文化中国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会做好的。

我是如此害怕让他失望，却一直让他失望。即使在最后的时刻，我依旧没有成为很厉害的人，没有让他安心，只能用虚无缥缈的未来给他些许宽慰。

周老师听完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眶中流下来。我不知他的摇头是什么意思，是看穿了我只是在安慰他，不觉得我可以做好吗？直到前段时间和潇磊谈起，他说，燕飞姐，周老师应该是太心疼你啦。

是啊，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同样没想过的是，十五年周老师的艰辛。

我记得2011年的秋天，一个周老师教我句读的下午，教罢闲谈，周老师说起写作，他说对于历史学者，最黄金的时期是退休后的十年，正是写作的好时机啊。“文化中国需要五年，等到上了正轨，就可以开始专心写作了。”然而过去的十年，周老师似乎一直没能得到写作的安静，文化班的责任，周老师扛在肩上，放在心上，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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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 凌晨四点二十分

收到孔师兄的微信：燕飞，周老师走啦，今天凌晨两点走的。

仿佛有预感，手机轻微的震动，就瞬间清醒。

虽然从七月初已经开始准备一切，做过一万次心理建设，当悬在心中的另一只鞋最终落地时，还是无法抑制的悲痛。

与此同时的，还有无尽的愧疚与悔恨。愧疚于没有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愧疚于自己没有如老师希望的一样勇敢面对，遇到困难总选择逃避和搁置，没能让他走得安心，对不起他的期待和托举。

四点二十分的卧室，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淹没了眼中的泪水。

六点多钟的时候，我擦了擦眼泪，开始回消息，发通知，按照安排好的一切联系。

这一年，老师好像离开了，又好像从未像现在这样离我这么近。

一年里千头万绪，在工作、家庭与文化中国之间艰难的平衡和撕扯，有一万次觉得好难，但想起我挽着老师的手，在他病榻前许下的承诺，总会第一万零一次继续。

再也没有“周生春老师”的电话在手机屏幕上亮起，但我学会了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就好像老师说“快去做，我等你结果！”

再也没有指点和纠正，说我这个是无用功，那个选择不太好，但我学会了每一次决定之前想想，如果是周老师会怎么建议，学会争取每一次可能得机会。

我开始渐渐理解那个20多岁的时候，他试图带给我们的温柔又绚烂的世界。

试图按照他的期望，不再画地为牢，转而突破自我。

他让我相信，成功可以很简单。只要年轻有时间，只要努力敢拼搏。再远的目标都不是奢求，天大的理想都能实现。

他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摇篮，带摇篮里的我们去发现自己的理想，小心翼翼的呵护着我们每个人的理想，用尽全力鼓励我们去践行自己的理想。而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像他一样，保护好这个理想的摇篮。

师恩无限，这是我唯一能为老师做的事，只希望自己不懈努力，以报师恩万一。

怀念永无终章，一年里，我始终不觉得老师远去，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安静的休息，他的教诲、期许与鼓励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伴随我更坚定的在人生之路上面对未知与挑战。

十五年的回忆太长，笔墨有限，难承感念，吾愚钝讷言，每思及恩师，总觉千头万绪，溃不成章。谨以此拙文追忆授业恩师周生春教授，先生千古。

学生 张燕飞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 于岱山